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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十年:以文学献祭
来源: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微信公众号) | 薛庆国  2021年05月18日07:53

内容提要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十年,是阿拉伯人民经历了从希望萌发到幻灭的十年。其间,阿拉伯作家与“革命”有过复杂的互动,并对文学与大众、权力、“革命”之间的关系有过深入反思。十年间的阿拉伯文学成果丰厚,其发展轨迹与“阿拉伯之春”演变进程颇为类似:早期带有浪漫的乌托邦特征,随后逐渐呈现出严峻乃至悲观的反乌托邦色彩。

关键词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文学 乌托邦 反乌托邦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小城一位名叫法蒂雅·哈姆迪的女警察,强行没收了一个年轻摊贩的货物,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扇了他一个耳光。年轻人悲愤交集,遂点火自焚。女警察的姓名后来很少有人提及,但这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年轻人却必将载入史册。长期以来,阿拉伯人民对专制、腐败、落后、贫困的状况深恶痛绝,布瓦齐齐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由此拉开序幕。不到一年间,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先后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四国政权的垮台,并让多个阿拉伯国家摇摇欲坠或陷入动荡。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社会版图,从此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剧变。

转眼之间,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爆发距今已有十年。十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距离,使得客观、理性地评估阿拉伯剧变成为可能;十年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让回顾总结这场剧变的功过得失成为必要。

十年之前,在这一变局上演初期,亢奋和乐观的情绪曾经主导了阿拉伯世界内外,“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等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是人们用以形容这场变局的主流称谓。英国《卫报》在2011年元月曾采访十位阿拉伯作家,了解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所有被访作家都高度评价如火如荼的街头抗争,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阿拉伯变局造成的消极影响逐渐显现。“阿拉伯之春”很快由充满希望的“春天”,变为凉意袭人的“秋天”乃至寒风凛冽的“严冬”。“阿拉伯变局在唤起地区人民的激情、为他们打开希望之门的同时,也在他们的道路上设置了令人失望的障碍,使阿拉伯的‘春天’变成了‘秋天’,甚至演变为一场狂暴、黑暗、血腥的悲剧。”五年之后的2016年元月,《卫报》再次采访了那十位阿拉伯作家,发现之前的乐观和希望荡然无存,他们的悲观情绪从该专题报道的标题便可见一斑——《我犯了可怕的错误:作家们在五年后回望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图片源自百度

那么,在“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的今天,阿拉伯世界又是怎样的景象?除了数以千百万的国民流离失所、国土被外来武装撕咬,若干年前人们无法想象却在今天上演的阿拉伯悲剧性事件,中东观察家们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无解,也门陷入持久内战,阿拉伯联盟名存实亡,海湾国家四分五裂,黎巴嫩几乎沦为失败国家,阿拉伯民生因新冠疫情雪上加霜,极端势力难以根除,宗派冲突此起彼伏,阿拉伯难民潮殃及多国……

无疑,“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十年,是阿拉伯人民经历了从希望萌发到幻灭的十年,也是他们见证了更多苦难和不幸的十年。而“国家不幸诗家幸”,阿拉伯民族的坎坷经历催生了阿拉伯文学的兴盛,在“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的祭坛上,阿拉伯作家们献上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学祭品,伴随着这份祭品的是他们沉重的思考和探索。

一、“革命”时代:文学何为?

在当代阿拉伯历史上,“阿拉伯之春”无疑是一场规模、效应都属空前的政治运动。面对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作为时代和社会最敏感触须的文学家,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实际上,阿拉伯作家与这场曾被冠名为“革命”的政治运动的互动,以及他们面对政治与“革命”等宏大议题的种种困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而言颇有标本意义,发人深思。

“阿拉伯之春”爆发初期,一向以民族的解放与进步为己任的阿拉伯作家们,也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到革命之中。他们或走向街头,直接参与抗争;或作诗撰文,为“革命”摇旗呐喊;或以笔墨记录自己目睹、经历的“革命”进程,为历史留下一份宝贵的档案。迅速表态支持这场“革命”的,不仅有血气方刚的中青年作家,也有不少功成名就的文坛老将。年逾古稀的埃及著名女作家、社会活动家纳娃勒·赛阿达维老当益壮,亲自前往位于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同埃及青年一起示威抗争,此后还以挥洒热血的广场青年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那是鲜血》(2014)。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也对这场运动充满期待。他曾亲赴突尼斯,参加了在布瓦齐齐家乡举行的突尼斯“革命”纪念活动,并在贝鲁特参加了声援“革命”、反对宗派主义的游行。在阿多尼斯看来,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是阿拉伯现当代历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是一场“独特的、伟大的运动”。它为阿拉伯世界发生真正变革创造了条件,值得人们讴歌之、声援之。

纳娃勒·赛阿达维,图片源自光明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政治运动引发的各种问题也相继出现。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宗教保守力量和极端主义粉墨登场,宗派主义和族群纷争死灰复燃,地区和国际势力伺机卷入……这一切都让阿拉伯作家开始质疑这场运动的性质。旅居英国的伊拉克诗人萨迪·优素福是最早批判阿拉伯“革命”的文化名人之一,他于2011年5月发表的诗作《什么“阿拉伯之春”?》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诗中写道:“只有公鸡在嚷嚷:‘阿拉伯之春’,/广场上难道没有一个孩子了?/我指的是: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喊出真相:/‘这是什么阿拉伯之春?’”萨迪·优素福向以直言不讳、不留情面著称,他这首敢于戳穿“皇帝新装”的“反革命”诗歌,发表于阿拉伯街头“革命”如火如荼、对“革命”的异议应者寥寥之际,因而遭到了不少阿拉伯文人的讥讽和指责。然而,随着这场革命的成色逐渐褪去,对“革命”的反思开始增多,关于“革命”时代文学何为、作家如何面对“革命”及相关复杂议题的讨论,日渐成为近几年阿拉伯文坛的热门话题。

首先,如何看待作家与大众的关系?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阿拉伯作家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阿拉伯大众之间,一向存在巨大鸿沟;作家们曾经有意跟被他们视为“乌合之众”的民众保持距离,并不同程度地怀有身为社会精英的优越感,或“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疏离感。然而,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文化氛围中,“脱离民众”已被视为作家的缺点而被人诟病。叙利亚反对派的早期领袖之一、旅法思想家布尔汉·格里温撰文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阿拉伯政治生活中,从复兴和进步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精英,和大众之间存在一种割裂状态,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反对派都排斥大众,怀疑他们的能力。这导致对人民的信心不足,人民被视为需要‘思想和政治的监护’,附庸和屈从的规则被强加在他们身上。”无疑,“阿拉伯之春”运动展现了人民大众蕴含的巨大能量,也让作家们重新审视自己与大众的关系。

然而,如果说作家们曾经因为高高在上、自命不凡而受到诟病,那么,在后“革命”时期追随大众或泯然众人,是否就是作家们应有的姿态?人民是否意味着永远的政治正确?在被宗教、教派、部落、阶层等身份严重割裂的阿拉伯社会,作为集合名词的“人民”到底意味着什么?总之,阿拉伯作家和大众之间应该保持什么关系?“阿拉伯之春”似乎给出了答案,但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此外,如何看待作家与权力的关系?这是一个似乎恒久恒新的话题。不必讳言,阿拉伯文学自古就打上浓厚的宫廷烙印,现当代阿拉伯文学也与政治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门作家阿里·穆格里在小说《领袖的国度》(2019)中就探讨了这一主题。小说中的领袖原型,是臭名昭著的利比亚前统治者卡扎菲。但小说着墨更多的,是一个为生活所迫失去操守、为独裁者歌功颂德甚至捉刀代笔的作家。作家认为此人在阿拉伯当代作家中颇有典型意义,并借他之口表达了对这类人的鄙视:“我堕落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就像我一直鄙视的政权那样一无是处。”

在现实中,这样臣服于权力的机会主义作家确实为数不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部分此类作家在“阿拉伯之春”后又摇身一变,成为立场鲜明的“革命作家”。譬如,利比亚作家艾哈迈德·法格海曾经深得卡扎菲的赏识,还为后者的短篇小说集《乡村啊,乡村;大地啊,大地》撰写过评论:“他从排满了历史性重任的日程中抽出宝贵时间,潜心创作文学。无疑,今天的文坛,会以拥有卡扎菲这样的历史性领袖作为一员而深感荣耀。”然而,就在卡扎菲暴毙街头不久,法格海又撰文《暴君的挽歌》,其中不无夸张地写道:“在其黑色统治历史中的每一天,他都要杀戮利比亚公民的性命,以满足其罪恶的、魔鬼一般的私欲。他邪恶的灵魂,在利比亚的城市、大漠、田埂、海岸、平原、旷野里游荡……”

此外,阿拉伯作家们在批判他国的独裁政权时往往义无反顾,但在如何看待本国政权时,其立场、角度就变得复杂起来。旅法摩洛哥著名作家塔希尔·本杰伦曾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不久创作了以布瓦齐齐为主人公的小说《穿越火》,通过描写主人公在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的遭遇,揭示了导致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长期独裁统治导致民不聊生。然而,本杰伦与小说同时出版的著作《阿拉伯之春:恢复阿拉伯的尊严》,却受到阿拉伯评论界的非议,因为在这本政论文集中,他在批判被推翻的阿拉伯独裁统治者同时,也不吝赞美祖国摩洛哥领导人的治国方略。因此,他被指责为“利用革命大潮的机会主义作家”“捍卫旧政权和知识分子腐败的典型”。就连埃及“六十年代辈作家”的领军人物杰马勒·黑托尼也因指出“阿拉伯之春”背后有外部势力的影子,而被人斥为“最为敌视阿拉伯革命的文人之一……身陷在独裁者的泥潭里打滚”。由此可见,作家们与政权脱离干系绝非易事。墙倒众人推,唾弃一个已经垮台的政权最为容易;面对软硬兼施的专制政权,能否执持操守、不事权贵,才是对人格和气节的考验。而当问题涉及一个非黑非白、难以简单判别其性质的政权时,尤其当国家面临外部干涉、安全失控、族群分裂等切实威胁时,一个作家面对政权的立场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这不仅关乎勇气、胆识、政治见解、意识形态,还关乎作家的视野、良知、洞察力和全局观。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重要的或许是不在意“保皇派”“反动派”“革命派”之类的标签,而是从良知出发,去作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与上述相关的,是作家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文学,尤其是诗歌,在本质上是与革命一致的,因为两者都意味着追求变化、突破与超越。因此,对阿拉伯现实普遍感到失望,曾经预言革命、期待革命的阿拉伯文学家们,在“革命”爆发后纷纷以各种形式声援并参与“革命”。唯如此,作家才能满足大众的期待,被视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这种期待无可厚非,因为作家是民族的良心,当一个民族经历重大历史关头时,理应有所担当,挺身而出。然而,良心首先意味着诚实,担当首先意味着勇气。面对席卷而来的“革命”浪潮,面对退潮后泥沙俱下、斑驳陆离的现实,一个作家的判断和思维能力也面临考验。阿拉伯作家们开始更深入地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埃及作家与评论家穆罕默德·达夫拉维认为:“文学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不能仅仅像历史那样记录现实和事件,而应该书写梦想,写出与事件相伴的各种可能……天才的文学家应该具有预见性,成为革命的先驱者。文学应该是引导者,而不是被引导者。”文学家固然不是政治家,也不能要求他们成为先知,对错综复杂的政治“革命”做出永远正确的判断和抉择;然而,一个伟大的作家,显然不应只是社会表象的书写者,而应该去把握社会与时代的真实脉搏,去洞察历史的幽暗和曲折;还应该拿出质疑、批判社会与政治的勇气,去质疑、批判妨碍社会取得真正进步的一切——哪怕是“革命”“革命者”和“人民”。如此,他才能留下经得起历史检验和时间筛选的伟大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要义在于批判,批判一切妨碍实现他心目中“理想之邦”的对象和现象。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必然是多重批判者,因为在实现“理想之邦”的道路上,通常不会只有一只“拦路虎”。在这方面,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无疑是一位不多见的、思想深邃的多重批判者。他既批判专制、无能的阿拉伯政权,也指摘阿拉伯传统文化中的沉疴积弊,并揭露打着各种幌子牟取私利的西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他对大众、人民也从不无原则地附和,在纷繁喧嚷的历史关头拒绝随波逐流。当“阿拉伯之春”运动方兴之时,他就极有预言性地写道:“‘阿拉伯之春’失踪了。/昨天,我看见这‘春天’/走进了季节的法院,/要求更换姓名。”作为万众瞩目的阿拉伯文化名人,他对“阿拉伯之春”的消极立场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解、误会和指责。对手叱骂他为“独裁者的走狗”,有些朋友宣布与他断交,一些极端分子甚至发出了暗杀他的威胁。但是,阿多尼斯并未退缩,他就此写道:“司汤达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集体中出类拔萃的成员,他就应该为这个集体的公共意志作出重大牺牲,哪怕这是错误的意志;否则,这个人便毫无价值,也必将一事无成,他只能被称为‘迷失的儿子’。但对我而言,我宁愿做一个‘迷失的儿子’,也不愿支持错误的集体意志。”

阿多尼斯与《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图片源自百度

最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还体现为文学家的自我否定,即对自我发起“革命”。对于“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就已功成名就的文学家而言,“革命”不仅意味着他们可能失去身为文化精英的社会地位和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还意味着他们一直挂在嘴边的政治话语受到冲击,因为革命时代的主流话语,已经从对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转变为对“自由”“民主”“尊严”等价值理念的赞颂。更为尴尬的是,许多作家本身就曾是“革命者”要求推翻的政权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对于许多在旧体制下受到官方庇护、读者仰慕的老一辈作家而言,“革命”还意味着挑战自己的价值观、良知乃至切身利益的“自我革命”。另一方面,“自我革命”也涉及先前处于文坛边缘,乃至受到官方打压、迫害的作家们,他们曾无保留地支持“革命”,将改变个人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于“革命”;然而,“革命”的悲剧性演变过程让他们的希望破灭。对于这些作家而言,“自我革命”意味着通过文学创作疏解现实中受挫的愤懑感,用悲观情绪浓厚的文学作品抗议乌托邦的失去;也意味着对肤浅的“革命”认知作反思、批判与纠正。

二、十年文学: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

回顾、梳理“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第一个十年中的阿拉伯文学,可以发现这一阶段文学成果丰厚,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这十年的文学发展轨迹,与“阿拉伯之春”演变进程颇为类似:早期带有明显的将“革命”理想化、浪漫化的乌托邦特征,随后逐渐呈现出严峻沉重、乃至悲观残酷的反乌托邦色彩。譬如,在革命元年2011年就有两部以自焚青年布瓦齐齐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问世——摩洛哥老作家塔希尔·本杰伦的法语小说《穿越火》,以及埃及作家乌萨马·哈伯什的《没有旧约的基督》。这一年还出版了多部直接书写“革命”的小说,如易卜拉欣·阿卜杜·马吉德的《解放岁月》、黑沙姆·赫沙尼的《解放广场的七天》、宰娜白·阿法夫的《太阳升起两次》,等等。这些作品大都呈现出乐观、激昂的基调,如《太阳升起两次》讲述埃及“革命”爆发后一位知识女性抛开“小我”的愁绪,通过参与“革命”活动觅得自身的价值。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我所抱怨的孤独是多么无聊!如果我决定去解放广场,这些愁绪半小时内就会在真诚的人群中湮没消散。”同一时期,突尼斯、埃及、也门、巴勒斯坦等国诗人也创作了大量“革命”诗作,这些慷慨激昂的诗歌在抗议人群集聚的广场响起,或在各类社交媒体被人广泛传阅,激励民众奋起抗争。总体而言,早期“革命”题材的文学呈现出单纯而明晰的风格;小说多是对现实状况的记录和描述,诗歌则多为宣泄感情、直抒胸臆之作;无论小说和诗歌,大都是政治意味浓厚的“急就章”,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不足;对“革命”的书写也具有脱离真实的乌托邦色彩,未能体现历史的沉重与幽暗,也甚少预见到“革命”的残酷与恐怖。

然而,正如现实中的“阿拉伯之春”很快转变为“阿拉伯之冬”,十年阿拉伯文学中早期的乐观、浪漫情绪,也很快被冷峻、阴郁、无奈、悲观的氛围所取代。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是阿拉伯文坛近几年出现了多部具有“反乌托邦”特征的小说,如埃及青年作家穆罕默德·拉比阿的《水星》(2015),埃及作家兼记者艾哈迈德·纳基的《利用生命》(2015),伊拉克作家哈桑·巴拉希姆的短篇小说集《伊拉克+100》(2016),埃及女作家芭斯玛·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这里有一具躯体》(2018),等等。在《水星》中,一位名叫“水星”的埃及警官目睹了2025年发生的悲惨景象,此时距“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只有短短十五年,但首都开罗已沦为被暴力和仇杀支配的人间地狱,烹煮人肉为食等等令人发指的极端事件也屡见不鲜。作者在解释作品为什么如此悲观、残酷时坦言:“在过去五年里,我发现埃及人的立场发生了很大转变,令我悲痛不已。他们支持武力和暴力,抛弃自由和真理,这难道不是噩梦般的转变吗?……我觉得,只有当我们生活在地狱中,这一切才能解释得通。”无疑,通过极为冷峻、阴郁的笔触,阿拉伯作家们意在警示统治者和民众,只有通过有意义的自省与变革,才能救社稷于危亡,解苍生于倒悬。

第二,随着专制政权的相继倒台或受到冲击,各国对文学创作的审查和限制总体上有所放松,因此,十年中文学作品对阿拉伯黑暗政治的揭露更加大胆,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也更加深入。这期间有多部直接书写阿拉伯独裁者的小说问世,如叙利亚作家阿德南·法拉哈特的《总统曾是我的朋友》(2012),作家以其兄长、著名漫画家阿里·法拉哈特和叙利亚总统之间的故事为蓝本,揭露了总统对曾经的朋友、后成为政治异己的漫画家的迫害。突尼斯作家侯赛因·瓦德的小说《部长大人》(2012),描写一位小学老师因机缘巧合当上部长,大权在手后迅速蜕变腐化,彻底堕落为利欲熏心、为所欲为的政客,此后因丑闻被起诉而遭到众人抛弃,甚至找不到为他辩护的律师。小说情节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人生轨迹有部分类似,有评论家认为小说主人公是以他为原型加工而成。也门作家阿里·穆格里的小说《领袖的国度》通过塑造一个浓缩了当代阿拉伯独裁者共性的政治领袖,揭示了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政客们维持统治的秘诀:通过欺骗、收买、恐吓、镇压等手段控制百姓。创作过《水星》的埃及作家穆罕默德·拉比阿2019年又发表了新作《埃及众神史》,讲述了统治埃及的五位“人间伪神”的故事。作者在谈论这些独裁者形象时表示:“他们在上位之前就已身心失常,而‘绝对权力’加剧了这种失常。他们患有多重心理疾病,最明显的就是自认为是神!你见过哪个埃及统治者不曾以神自居?”小说后半部分还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埃及人为何总将领袖供上神坛,赋予他们高于人的地位?

除了直接书写独裁统治者以外,还有大量作品以毫不留情的笔触,揭露了腐朽、专制的阿拉伯政治对人民的钳制和欺压。被监禁、受折磨、遭流放、死于非命,是许多小说主人公的共同命运;而监狱、地窖、战场、停尸房、坟茔,则是这些作品中常见的叙事空间。此外,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是当代阿拉伯社会普遍面临的大患。较之批判政治独裁,批判宗教极端和恐怖主义需要更大勇气,但仍有很多作家大胆涉足这一题材,他们在作品中刻画了打着宗教幌子控制民众、牟取私利的宗教人士的虚伪和丑陋,反映了落后的宗教观对人的禁锢和摧残,揭穿了宗教与政治互相勾结、愚弄民众的真相,并探讨了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和文化根源……书写这一题材的主要作品有埃及作家易卜拉欣·伊萨的《我们的毛拉》(2012),埃及作家易卜拉欣·阿卜杜·马吉德的《阴霾中的亚历山大》(2013),黎巴嫩作家哈桑·达乌德的《无路通天堂》(2015),阿尔及利亚法语小说家布阿莱姆·桑萨尔的《2084:世界末日》(2015),黎巴嫩作家阿巴斯·贝都恩的《无罪的秋天》(2017),等等。

第三,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现实主义作品仍然占据主流,但用其他手法表现主题的作品也屡屡出现。以十年间获得阿拉伯小说布克奖的作品为例,多数获奖作品都体现了现实主义风格。其中,摩洛哥作家穆罕默德·艾什阿里的《拱门与蝴蝶》(2010)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代人的境遇变故,反映了摩洛哥当代社会经历的重大思想演变。沙特阿拉伯女作家拉婕·阿莱姆的《鸽子项圈》(2010)揭示了宗教圣城麦加不为人知的许多阴暗面,体现了作家对于祖国前途的忧虑。科威特青年作家萨乌德·桑欧西的《竹竿》(2012)描写了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的生存状态,剖析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和人的生存状态。突尼斯作家舒克里·马布胡特的《意大利人》(2014)描述了当代突尼斯青年处理个人和祖国错综复杂关系时的迷茫失措,指出了突尼斯左派精英脱离群众、未能实现政治和社会抱负的原因。黎巴嫩女作家胡达·芭莱卡特获得阿拉伯小说布克奖的《死信》(2018),通过五封信件讲述了五位寄信人的故事,表现了战乱和社会治理的混乱无序给人造成的无助和无望。

与此同时,用其他笔法创作的小说也为数不少。在获得阿拉伯小说布克奖的作品中,伊拉克作家艾哈迈德·萨达维的《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2013)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展现了历经战火浩劫后巴格达混乱不堪、以暴制暴、命如草芥的残酷现实。约旦作家易卜拉欣·纳斯鲁拉创作的《狗的第二次战争》(2017)可以称之为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作家以狗引发的两次人类战争为线索,思考人类与战争的关系:尽管人类屡屡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但无知的人类总是淡忘不幸,战争悲剧一再重演。此外,伊拉克作家哈桑·巴拉希姆主编的短篇小说集《伊拉克+100》收入了十位伊拉克作家的十篇短篇小说,主题是预测伊拉克在美英联军入侵一百年以后即2103年的情形。埃及作家易卜拉欣·阿卜杜·马吉德的《去年的猫》(2017),是一部富有奇幻色彩和黑色幽默特征的作品,讲述了独裁者和青年革命者之间的斗争。独裁者是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化身,他使出各种招数对付革命群众,用掌握的巫术把革命者流放到2010年——即埃及革命爆发之前的日子。被流放到过去的革命者起先对此浑然不觉,后来被一少女唤醒,变成了猫,从监禁地逃亡,继续开展反抗独裁者的斗争。作家以这种曲折手法,映射埃及“一·二五革命”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希望人民不要接受被流放在时间里的残酷命运。

第四,历史题材写作成为热门,出现了多部取材于各个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优秀小说。“阿拉伯之春”以后的无奈现实,让作家们普遍深感迷茫失望,他们开始追溯历史,试图从过去中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或希望借历史之光照亮当下。其中,有些作家放眼阿拉伯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如黎巴嫩作家贾布尔·杜维希的小说《美国区》(2014),作家通过描绘黎巴嫩城市的黎波里美国区近一个世纪风雨飘摇的历史演变,试图探寻黎巴嫩乃至阿拉伯世界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深层原因。也门作家哈比卜·苏鲁里的小说《苏斯洛夫的女儿》(2014),书写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也门当代历史,几乎涉及期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展现了也门被一代人普遍寄予希望的国家,逐渐陷入部族冲突与教派纷争的泥潭,最终被卷入内战漩涡的悲惨历程。叙利亚女作家沙哈莱·欧扎利的《我们家附近的天空》(2015),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追溯至今,描绘了战争如何摧毁一个民族的身份和凝聚力,“我们家附近的天空”映照的景象——流血、离散、逃亡和毁灭,其实浓缩了一百多年来阿拉伯民族的不幸遭遇。英国籍巴勒斯坦裔作家鲁巴伊·马德胡恩的小说《命运:大屠杀与大灾难协奏曲》获得2016年阿拉伯小说布克奖,这是一部全面叙述巴勒斯坦人民现当代种种悲剧的历史小说,作者虽和无数同胞一样经历过家园被占的耻辱、目睹了流血冲突的不幸,但他依然对未来怀有信心:“痛苦的流血冲突延续了百年,我相信巴以两个民族共同生活是终止冲突的唯一途径。但我不认为这会在我这代人中实现,不过它总有一天会实现。”

西方和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殖民历史,也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在苏丹作家埃米尔·塔基·萨尔的小说《火焰吞噬的花朵》(2017)中,作家以奥斯曼殖民统治时期的一个虚构城市为背景,意图通过书写历史警示当下,批判肆虐于当今阿拉伯世界的恐怖主义危害。阿尔及利亚作家阿卜杜·瓦哈布·伊萨维的小说《斯巴达法庭》获得2020年阿拉伯小说布克奖,小说以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和法国殖民统治初期为背景,描写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和法国的双重殖民的斗争,作者提醒人们注意殖民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被殖民心态对当代阿尔及利亚人造成的长期困扰。近几年来,还有多位作家从阿拉伯古代文明史中汲取灵感,如沙特阿位伯作家穆罕默德·哈桑·阿勒旺的小说《小死亡》获得2017年阿拉伯小说布克奖,小说通过文学想象,为阿拉伯古代苏菲神秘主义大师伊本·阿拉比立传,高度肯定了伊本·阿拉比为追求真理而上下求索、至死不渝的勇气。沙特阿拉伯女作家乌迈麦·赫米斯的小说《白鹭游历玛瑙城》(2018)描绘了阿拉伯文明黄金时期的繁荣景象,反映了中世纪阿拉伯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本质,体现出对哲学和理性的推崇,对僵化保守的宗教观的否定。埃及作家优素福·泽丹的《法尔德坎堡》(2019),讲述了阿拉伯古代著名哲学家、医生伊本·西拿(阿维森纳)的人生片段,通过把史实与想象结合,展示了这位阿拉伯文化名人丰富精彩的人生经历,并通过文学手法,再现了他伟大的理性思想和独特的世界观、宗教观。

除上述特点之外,阿拉伯文坛在这十年里还呈现出均衡发展的态势:就区域而言,传统的地区文学大国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依然风头不减,原先处于边缘的海湾国家异军突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其中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的作家尤为引人注目。就性别而言,新一代女性作家崭露头角,其中的优秀代表在创作数量和质量上都堪与男作家媲美;十年中有多位女作家获得文学大奖,其中两人获阿拉伯小说布克奖(沙特阿拉伯人拉婕·阿莱姆、黎巴嫩人胡达·芭莱卡特),两人获马哈福兹小说奖(巴勒斯坦人侯宰迈·哈芭伊卜、沙特阿拉伯人乌迈麦·赫米斯),一人(阿曼作家朱哈·哈尔茜)获国际布克奖。就年龄而言,老中青作家同时活跃于文坛,阿拉伯文学后继有人。

总体而言,这十年的阿拉伯文学无关风花雪月,读来也绝不会心旷神怡,因为这是掺着泪、滴着血的文字!重要的是,在“阿拉伯之春”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阿拉伯文学没有缺席。虽然“阿拉伯之春”不以作家们的意志为转移,令人遗憾地演变为“阿拉伯严冬”;虽然文学无法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但是,反思、求索、变革、理想的种子已伴随着文字播撒开来。有朝一日,种子也许会在原野遍布、萌芽、生长,为阿拉伯大地带去真正的“春天”。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1期,“区域文学·阿拉伯剧变与文学世界”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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