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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程光炜  2021年05月20日08:54
关键词:文学史料

内容提要

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一向拥挤在全国层面,却忽视对地方层面,例如省作协组织机构、文学杂志和交游关系等史料的爬梳。这种史料缺失,会导致两类情况:一是人们对具全国性影响、长住各省老作家的本地生活事迹不甚了解;二是后来成名的中青年作家,从“地方”走向“全国”后,他们在本省市的成长历程,也因此被湮没。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包含着“全国性”文学和“地方性”文学的文学史,抢救性整理当代文学史料,亦应当把地方文学考虑在内。

关键词

当代文学史料 地方性 组织结构 杂志和交游

 

我去年秋天写就的文章《抢救当代文学史料》1,从当代文学70年中划分出五代作家,认为从史料沉淀的角度看,第一和第二代作家(“20后”“30后”)可列为“抢救对象”,因不少人已故世。对部分第三代作家,如去世的路遥、陈忠实和史铁生等,尚存争议的张承志、王朔等,可依具体事例,做一些追本溯源的工作。第四、第五代作家,因创作面貌未整体浮现出来,终评未落实,暂时搁置。这篇文章仅就全国性作家而言,没有涉及地方性作家。

事实上,在当代文学史上,“全国性”作家和“地方性”作家不是严格区分的概念,不少人身上,是全国性和地方性兼而有之,比如孙犁、柳青、王汶石、马烽、李准、刘知侠、冯德英、路遥、韩少功、张炜、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他们长住本地,可属于全国性的作家,这不是说他们和作品没有“地方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少有这种地方性作家,文学中心是北京、上海,不在那里发表作品,从事文学活动,难以走上文坛。2当代文学史的体制与现代文学体制的一个区别,就是从1950年代初起,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设立省作家协会,以及地区、县级的文联组织,任命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地区和县级文联领导。这就把全国文坛,从北京、上海的位置上拉下来,对文学资源和力量重新统筹整合,平均分配。于是,当代文学史“地方性”的文学组织、流派、杂志等活动,就这样浮现出来。这里所说当代文学的“地方性”,因此有了一定根据。

我所说的“地方性”,还指各省一些虽没有全国知名度,但在本省市仍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以及本地杂志的编辑等。这种人群数量远大于我们知道的那些著名作家,如果依托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会员名单,用作协相关部门的材料,建立一个数据库,想必对以后当代文学史的“地方研究”有一定帮助。我读作品少,与各地作家接触不多,基本没有发言权。而对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尤其是作协相关部门的人来说,他们应该有更多这方面丰富的知识。

我所说的“地方性”,另外是指全国性作家在地方文学杂志发表的名作。比如,孙犁的《风云初记》1950年9月22日起在《天津日报》连载,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见于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发表在《萌芽》1956年第10期,吴强的《红日》1957年3月起在《延河》连载,马烽的《三年早知道》刊载于《火花》1958年第1期,茹志鹃的《百合花》发表于《延河》1958年第3期,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见《火花》1958年第8期,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从1959年4月在《延河》连载……3当然,很多作品也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全国性杂志,或由全国性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推出。这种在地方性杂志发表,然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作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如《鸭绿江》《清明》《雨花》《青春》《延河》《山西文学》《黄河》《山东文学》《奔流》《山花》《红岩》《福建文艺》《芙蓉》《朔方》《新港》《长江文艺》《北方文学》《钟山》《花城》《作家》等。

1990年代后,鉴于压缩杂志或改刊等因素,文学资源再次向北京、上海集中,除《钟山》《花城》《作家》等少数杂志还保持全国影响外,上述地方性杂志逐渐衰落。作家更愿意把自己新作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全国性杂志,以及《钟山》《花城》《作家》等地方性杂志上。这就使一篇作品,如果初次发表不是全国性杂志,很难再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成为“名作”的概率大为减少。

我所说的“地方性”,也包括一些名作家在走向全国的过程中,最初几年,省作协和当地文学批评所发挥的作用。以陕西几位作家为例。例如,贾平凹的成名作《满月儿》发表于《上海文学》1978年第3期,可是如果没有省作协的培养支持,当地批评家对他作品的第一波评论、介绍,就在他从“地方”到“全国”的过程中缺了重要一环。换言之,在他创作起步时,推动最有力的还是王愚、肖云儒、李星、刘建军、费秉勋、胡采、畅广元和李小巴等批评家。据初步计算,1985年前关于贾平凹的评论文章有101篇,当地作者文章32篇,占1/3。4它们是胡采的《关于贾平凹和他的小说》,费秉勋的《试论贾平凹小说的艺术风格》《贾平凹新作浅议》,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李星的《贾平凹的几篇小说近作》,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等等。其中,费秉勋的文章最多。他不单是贾平凹就读西北大学时的老师,两人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此例证明,费对后者文学世界介入之深。

路遥创作起步阶段,每写一部新作,要拿给当地批评家看,听意见,再做修改。李小巴说,《人生》写好后,他看过初稿,提过修改意见。在此过程中,两人有过多次交流。1981年初冬,路遥和妻子林达来他家。路遥刚从陕北回来,谈到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又说他刚完成的《人生》,比前两部,即《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5李小巴不仅是路遥创作的最早引导者之一,参与过作品的修改过程,也是第一个提出路遥本人和作品具有“两面性”的批评家。“好多评论文章只看到路遥是‘农民的儿子’这一点,而忽略了另外的却是很重要的一点,即路遥始终在努力摆脱‘农民儿子’带给他的局限性、狭隘性。他总是努力‘脱出壳来’回首观察自己熟悉的农村社会生活。他总是努力把分析社会生活的立足点提到能够全景式俯瞰的高度。这给他的作品提供了较大的构架,也使他的作品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他还加重口气地强调:“他对文学表现出的美很注重,也有自己的个性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力求在格调上表现出高尚的庄重感。”6

董墨是《延河》一位资深老编辑,是发现路遥的人之一。路遥曾经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初稿,交给他阅读和提意见。《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初稿完成后,路遥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董墨:

一天他来我家里问我,能不能看看他的第一部初稿?尽管我手头有事儿,还是欣然应允。第二天他抱来十多本稿纸,放在桌子上足有尺许高,一见这么一摞稿纸,就可以想见整个工程的浩繁。我停下手头的事儿,用了两天多时间阅读了一遍。由于这是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下边几部如何展开?人物具体地如何发展?一时尚难估计,所以总体尚很难置评,只对一些细节和他交换了一些意见。他说他还要再写一遍,好多地方还得仔细琢磨一番。7

路遥还告诉他: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专家,而是写给广大普通读者看的8……由这些材料可知,“地方性”应包括省市文学杂志的编辑,像董墨这种直接给作家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的人。这方面作家和编辑关系的轶事应该很多。

地方文学杂志,是文学史料整理需要首先抢救的对象。

1949年以后各省市创办的文学杂志究竟有多少种,分布情况如何,地区、县级没有刊号,内部交流的文学杂志,能否归于这一范围,它们确切数量多少,等等,至今无人统计,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

差不多十年前,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学史资料长编》,杨庆祥、黄平是课题组成员,带着他们的硕士生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因资料长编涉及诸多领域,我们只整理“当代文学期刊目录”,待到辑成,有150万字,可以编四大卷。9但我们整理对象,只限于中央、各省两级杂志,没把地区及县级文学杂志统计进来。所以,这个期刊目录只包含各省的“地方”,而不包含地区及县级的“地方”,是它的不足之处。

这个目录等于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作品目录索引,让人看到当代文学期刊的大致样貌,也提供了一个地理图,可以对当时作家作品发表状况有一个初步了解。容我把编书设想、思路略作介绍:“最近十年的当代文学期刊研究,明显集中在‘中央杂志’,而实际忽略了‘地方杂志’的存在,如《人民文学》《文艺报》《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十月》《当代》和《收获》等等。事实上,由于‘十七年’文学强调对‘工农兵作者’的培养,建立起一套培养工农兵作家和作品的生产机制,很多青年作家,例如李准、王汶石、马烽、胡万春、闻捷、公刘、流沙河、白桦、陆文夫、高晓声等等,都是经过地方杂志的精心培养这一历史台阶,才最后走向全国的。如果不对地方杂志做系统性、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那么这一作家的史前史将不复存在。这一历史链条的断裂,实际上也无法重新去释读一个作家或一个作家群的形成史。做出这种判断,并不是项目设计者的闭门造车,而事实上是基于对‘十七年’文学生产制度的初步的了解。”我们的辑存范围,从1949年到1999年,总计44种杂志,是中央和省市级以上的,地区级、县级暂不在内。10杂志如下:

根据已采集整理的材料,按照中央和各省地区之分布,拟选取一部分杂志予以介绍。北京市:《国外文学》(1981年创刊)、《外国文学》(1980)、《世界文学》(1959)、《人民文学》(1949)、《十月》(1978)、《当代》(1979)、《中国作家》(1985)、《北京文学》(1950)、《解放军文艺》(1951)、《青年文学》(1982)、《民族文学》(1981)、《诗刊》(1957)、《北京纪事》(1994)、《词刊》(1980)、《剧本》(1952)、《民间文学》(1955)、《神剑》(1985)、《小说选刊》(1980)、《新剧本》(1985)、《中国文学》(英文,1951)、《传记文学》(1984)、《啄木鸟》(1984)、《作品与争鸣》(1981)、《东方少年》(1982)、《儿童文学》(1963)。天津市:《散文》(1980)、《蓝盾》(1985)、《新港》(1956)、《通俗小说报》(1984)、《小说家》(1983)、《小说月报》(1980)、《少年小说》(1985)。河北省:《长城》(1979)、《大众文艺》(1949)、《当代人》(1949)、《女子文学》(1984)、《散文百家》(1989)、《杂文月刊》(1985)。陕西省:《百花》(1957)、《延安文学》(1979)、《延河》(1956)。甘肃省:《飞天》(1950)、《西北军事文学》(1986)、《阳关》(1979)。西藏:《西藏文学》(1979),等等。

这里只有五个省市,其中北京最多,自然最后出书,远远不止这些省份的杂志。这五省杂志括弧中所标示的年代,是指创刊时间。

从以上数据看,地方性杂志整理,只占1/3,数量惊人的地区、县级杂志还没有囊括进来。当时我们没有进一步深挖的野心,假如有人一省一省地对地区和县级杂志进行统计,先用图表形式写成文章,应该很有价值。此项工作如最后做完,大概最少也得一二十年时间。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现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每两年开一次“年会”,其实中间,干吗不开一两次杂志统计方面的小型研讨会?先把风放出去,形成某种氛围,渐渐的,就会有一些有心人惦记这种工作,也许先行实验了。如果全国、各省、地区和县级的文学杂志统计不出来,当代文学史料中地方文学杂志的“抢救性”整理,就不能说有基础性建设。

我听说武新军教授在做地方性文学杂志的整理工作,不知进度如何。11地区和县级文学杂志的期刊目录,其意义不比我们已完成的中央、各省文学杂志的期刊目录小,相反,研究者的考察可以借此下沉,看到文学史有些冷僻的角落。众所周知,当代作家创作刚起步时,在地区或县级杂志发表作品不少,比如莫言最早几篇小说就刊登在河北保定的《莲池》上。我1978年春上大学时,热衷写诗,还有点“校园诗人”浮名,作品先发在甘肃的《飞天》、河南的《奔流》、辽宁的《芒种》等处,后来升级到《诗刊》《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全国性杂志。据我所知,河南省的地区级文学杂志不少,例如信阳地区文联的《鸡公山》、洛阳地区文联的《牡丹》等。不少青年作家,在走向文坛的过程中,像我这样到处撒网的情况应该不少。所以,“抢救性整理”地区和县级文学杂志,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刚故世的吴福辉教授,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分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干几十年,直到退休。他曾对我说,自己保存有一套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是否完整,就不好说。这家中央级学术杂志的命运尚且如此,得靠“个人收藏”保存,各省地区、县级文学杂志能否完整保存下来,究竟保存在谁手里,实在无法预料。以自己亲身经历来说,1996年春,我在人大中文系任副主任,看到收藏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不全,就想去中国现代文学馆“淘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实际是购买)存放系资料室。我带着资料室一位老师,到文学馆原址破旧库房里扒拉扒拉,弄得一身灰尘,终于找到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它至今还在中文系资料室。经我这么叙述,就知道所谓“抢救性整理”地方文学杂志,不是一句空话,而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地方性杂志”整理工作的缺失,已经在近年来出版的作家文集中反映出来。我手里有作家出版社的《莫言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张承志文集》、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路遥文集》(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贾平凹文集》(1998年版、2008版)、作家出版社的《余华作品》和作家出版社的《王安忆自选集》等数种。12据我所知,在上述文集中,有些在地区、县级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未收。其中原因,首先因稍微完备的地方文学杂志目录未整理问世,没有一个详细可靠的作品路线图,作家未必记得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其次,由于是“文集”,而非“全集”,不重要作品没选入,也属正常;再次,或许还有模糊印象,但无处寻找,所以“漏选”就难以避免。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例,《郭沫若全集》的最早版本,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38卷”,距今已39年。然而,山东师大魏建教授仍然发现了不少郭沫若的“轶作”,考证工作还在继续。

老作家茅盾在撰写回忆录过程中,不时嘱人查找、核对原作,也是一个值得列举的例子。

茅盾1975年起,开始悄悄写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上、下),由儿子韦韬、媳妇陈小曼任助手。他老人家居然也记不得,有些作品、评论文章和商榷性论文的确切发表之处。新时期初期,当这件事可以公开后,他通过总政、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儿子媳妇借调为秘书,全职帮助做上述作品、评论和论文的搜寻、查对、勘误工作。为此,后者跑遍北京、上海的图书馆。八十高龄的茅盾先生还多次写信,向有些朋友询问实情,以求材料的真实、准确、可靠。他在该书“序”中声明:“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对答,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真。凡有书刊可查核者,必求得而心安。凡有友朋可咨询者,亦必虚心求教。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求,务求无有遗珠,已发表之稿,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其有两说不同者,存疑而已。”13

为何像茅盾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核实自己作品、文章的过程中,还如此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呢?我的理解是,他发表的杂志不尽都在北京、上海,还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地方性杂志上。从1920年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政治和战乱原因,茅盾的生活一直处在动荡之中,九江牯岭、香港、桂林、新疆、延安、重庆和日本等,都留有他的游踪。有些杂志是办几期就停刊,有些是办刊人也边编边走,举止不定,有些则夹混在报纸副刊中,他儿子媳妇尽管下了很大功夫,真弄起来,有一些恐怕还是大海捞针,未必能一网打尽。因故,连一向严谨自持的茅盾先生也感叹“或有误记者,承读者来信指出,将据以改正。”14

如果有好奇心的人,就《我走过的道路》上所述作品、文章重新核实,想必一定还有“遗珠”“误记”和“存疑”吧。不过,瑕不掩瑜,这部上下卷的皇皇著作,大概是我读到的现代作家最好的长篇回忆录之一,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不言自明。

“地方性”研究,还包括各省作家协会的史料整理。

近年来,丁帆等人编选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我和吴圣刚团队编选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等书陆续出版,其中略为涉及两省作协的材料。如果开展史料整理,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工作。

一是各省作协的组织机构,包括全部主席、副主席、作协会员名单,改选、增选情况等。从作家角度看,人事变动,可反映他成名过程、影响力日增的轨迹;从领导角度看,这种变动,足以影响到一个时期里当地文学创作的发展。比如,柳青担任陕西作协主席时期,变化就不显著,因为他主要精力是创作《创业史》,人又住在西安郊区的皇甫村。到胡采任主席的1980年代,情况大变,他对青年作家帮助较大,带动了一批人的成长,陕西三大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从陕西走向全国,就在这一时期。另外,1980年代中期,他力倡长篇小说创作,为创作《平凡的世界》《浮躁》等作品营造了良好环境,对19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现象的出现,也发挥了作用。15我看到一点胡采和路遥、贾平凹关系的材料,虽只是一鳞半爪,也挺有意思。假如写一篇详细的考证文章,就可以把1980年代陕西省作协“组织机构变动”,对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史实呈现出来。河南省作协也有类似例子。1980年代南丁担任主席,他对河南小说创作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影响,比如把张宇从洛阳、李佩甫从许昌调到省作协来,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当时将一个人的身份由工人、农民转换成作协干部、专业作家,难度很大,南丁很有气魄,自然也花费了极大精力。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今天的李佩甫了。其他省份,大概也有这种材料,可惜一直没有人搜集和整理。

二是各省作品研讨会的材料。从文学史角度看,省级的作品研讨会,没有国家级的研讨会影响大,否则,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卷研讨会就不会费时费力地跑到北京来举行了。可本省的研讨会也有价值。1980年代中期以前,还没有今天动不动就到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研讨会的习惯,研讨会在各省召开的比较多,留下的材料应该不少。“研讨会中心”逐渐从各省移到北京,与省作协和作家主动推介作品,出版社的促销需求,有一定的关系,其中,尤以出版社为最积极者。出版社为扩大发行量和读者覆盖面,促使各省从分割、封闭状态,转变成全国性的流通机制,形成了全国性市场,也实现了出版社和作家双赢的局面。根据上述情况,如果持续跟踪和搜集一省作品研讨会的沿革,编纂一批研究资料,至少可以写几篇有关“研讨会演变史”的文章。说不定许多年后,这类史料整理形成一定规模之后,会有人选择做一篇博士论文。在文学史生产中,“研讨会演变史”虽然不是主要构件,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作家成长的过程,以此为中心,则折射出文学体制的某些变化调整。

现在,还没有一省或多省作家作品研讨会的系统资料丛书,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动过编选的念头?如果没有,我觉得真可以动起来。现在各省的社科基金指南,研究对象还是全国性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为什么就不能为当地文学服务,以本省作家研究为主呢?据我所知,江苏、陕西作协对本省作家的研究是比较重视的。最近几年,“路遥研究热”并非在北京兴起,而是起步和集中在陕西本地,这种现象非常新鲜。但究竟是省作协牵头,还是研究者自发的行为,目前还不清楚。就我在北京参加的几次研讨会看,好像是研究者的自发行为比较多,当然也不排除省作协的某些支持帮助。从1993年到2007年,陕西本地的路遥研究是默默无闻的,近几年局面大变。据我搜集的材料,就有二三十种之多。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路遥》(此书在前书基础上修订完成),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马一夫、厚夫主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文琴编《路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王刚编著《路遥纪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王刚著《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航宇著《路遥的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以及路遥纪念馆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半年刊《路遥研究》2015年和2016年春夏卷、秋冬卷等一些资料。可能还有一些书或资料,我没有买到或看到。

这说明,依靠本省作者努力,是能够把这种工作做起来的。陕西省促成“路遥研究热”的成功例子,给了我一定的启示。但遗憾的是,与作家的实际地位相比,贾平凹、陈忠实的研究资料目前做得还不够。有两三本贾平凹朋友、熟人撰写的作家传记,其中,对他早年生活的记述较有意思,而对《废都》以后的事迹,材料则较单薄。目前有一本《陈忠实年谱》,其他著作尚未看到。其中原因,一个是贾平凹仍然健在,以回忆、研究的方式开展像路遥那样的工作,恐怕不太方便。陈忠实故世年头不长,史料的进一步整理和出版,尚需一段时间,这都需要我们这些旁观者保持耐心。依据我对陕西省当代作家研究的观察,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对贾平凹、陈忠实的文学史研究的。

做研讨会资料整理,除利用作协本省档案外,还要查找当地报纸的会议消息报道进行互证。我课堂上有一个女生,是从西北大学考来的,她跟其他老师读硕士,看到我出的题目《陕军东征》,便主动承应下来。暑假回去,就到《陕西日报》等当地报刊上查,结合《光明日报》等报纸,写出了一篇材料扎实的《“陕军东征”的知识考古》。16文章在《小说评论》发表后,承主编李国平先生欣赏,推荐作为当年“唐弢青年文学奖”的备选文章,虽未获奖,价值却有。作者是现代文学出身,经过材料训练,所以写篇当代文学研究文章,优势就显现了出来。我一向主张,做当代文学史研究,应该向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靠拢,尽量做具体研究,材料要扎实,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凭某种理论写。尤其是这种为了证实一个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考证性文章,必须老老实实地写,否则很难服人。

另外,各省作家协会的史料整理,除组织机构、作品研讨会资料外,对某作家“口述实录”性的材料,也可以纳入其中。我这里指的不是健在作家,而是对故世作家身边朋友的回忆性实录材料。举例来说,关于路遥的回忆文章就比较有意思。路遥1992年11月故世,次年6月,仅半年时间,晓雷和李星编选,陈泽顺责编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急就章式的回忆实录资料,留着“急就章”痕迹,有些地方还较粗糙简单。17该书作者47位,有陕西作协的,也有不属于作协、但认识路遥的人士。且把名单录下:邰尚贤、牟玲生、陈忠实、赵熙、晓雷、董墨、贺芝、李天芳、肖云儒、畅广元、王愚、贺抒玉、白描、李星、陈华昌、高建群、孙豹隐、陈泽顺、李敬寅、邢良俊、徐岳、王观胜、张艳茜、张子良、李小巴、莫伸、汪炎、李凤杰、银笙、京夫、闻频、洪章、何志铭、郑文华、王鹏、子页、黄河浪、李勇、徐来见、朱鸿、梁宝林、叶锦玉、劲挺、邢小利、木子、延鸿飞、刘春生。47人中,除黄河浪外,其余都是本地人士。对这个名单上的人,不光我,恐怕很多研究者,不一定会认识。从文学史角度看,作协人的回忆有价值,但不能说其他职业的人的回忆就没有价值,后者反倒取了一个我们不熟悉、然而有意思的视角来看路遥。说实话,这本书我读得津津有味。因为回忆者是本地人,就比当代文学圈子里的人,在谈到路遥时更加的具体、切近、生动和形象,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效果,路遥仿佛一下子“复活”了。此书出版距今已28年,史料价值反倒越来越重要。

最后,我还想到赵树理(山西)、马烽(山西)、西戎(山西)、孙犁(天津)、柳青(陕西)、王汶石(陕西)、李准(河南)、南丁(河南)、梁斌(河北)、徐光耀(河北)、刘知侠(山东)、冯德英(山东)、峻青(上海)、吴强(上海)、罗广斌(重庆)、杨益言(重庆)等各省驻会作家的史料整理问题。历史地看,他们大部分的生活和文学活动,都在本地。把他们“本地史料”发掘整理出来,可以观察其作品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来龙去脉。因为作品的“全国性影响”不是突发性的,而有一个在本地长期生活和创作的酝酿过程,现在的研究者,对此知之甚少。以前曾出版过一些作家的传记,比如《孙犁传》《赵树理传》。《柳青传》近年才出版(作者为传主女儿)。前两本,叙述作家本地生活不够翔实,只是为他们后来的创作生活做点铺垫;后一本出自女儿视角,虽然材料比较丰富,但也没怎么涉及柳青在陕西作家协会的生活活动。我看过一点李准创作初期的材料:李准,河南省洛阳县(现为孟津县)下屯村人,1928年5月生。他出身于乡村教师兼小地主家庭,祖父教过50年书,父亲曾任洛阳县第四小学校长,叔父也做过小学教师。但他夫人董女士是农村姑娘。这种婚姻,加上孟津地处洛阳近郊,进城方便,就让李准具有“亦乡亦城”的意识。1948年,经亲戚介绍,他到豫西中州银行(后为洛阳银行)当职员,三年后任货币计划股股长。三反五反运动时,摔过跟头,但后来路就走顺了。1954年调“河南剧改会”工作。1956年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到东北几地采访,写出电影剧本《老兵新传》,从此开始“触电”,以小说家和电影剧作家的双重身份名世。李准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为“十七年”小说界人所共知,一是因为他过去的“亦乡亦城”经历,其二,成为作家后,他还下过一番苦功,例如1959年他到全省十几个县做过采访、调查。这为他成功塑造一系列农村妇女形象准备了条件,如《李双双小传》《两代人》等名作。18据我所知,浩然早年生活和晚年生活事迹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已有人进行史料搜集整理,且有文章在陆续发表。19

仅举以上两个例子,就知在各省作家协会史料整理方面,漏洞不少,空间很大。以上所举,都是全国性的名作家,一般会以为史料工作差不多了,其实现有材料多半是全国层面的,地方层面的,则基本未动,留下不少空白。

由此可知,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包含“全国性文学”和“地方性文学”的文学史。它们彼此联系,承传不止,缺一不可,这从史料建设上已经体现出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中等国家、小型国家,幅员辽阔,地理多元复杂,民族众多,而且南北、东西文化习惯和习俗差异很大。在现代文学史阶段,因作家人数较少,文学规模不大,大部分作家,都从小地方流动到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因此地方性文学,基本布不成阵。到当代文学史阶段,由于国家统驭力量加强,管理权垂直下降到各省、市、县、镇,有意识地在省市县三级建立作家协会和文联组织,这就使中国文学史的地理图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可以说,“地方性文学”的活动,只有到了当代文学史阶段,尤其是“十七年”这一时期,才日益强烈、集中起来,留下大量历史陈迹,这都为史料整理,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观点我前面说过,这里再做强调。

当代文学史上的组织结构,不似现代文学那样松散无定,有固定场所、人员和资料机构,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相对会较容易。前提是,有些资料不要因为运动而销毁、失踪。刘锡诚先生为什么退休后,能写出几本当代文学史料的著作?他办退休时,有意识地用板车,拉走了自己办公室的材料,等于自存史料。我不知道各省作协老人中,是否有类似现象?如果有,请勿让资料随便流失到社会上去,不然就可惜了。当代文学研究杂志,似乎可以设立一两个文学史史料的小栏目,让编辑积极征集各省老作家及其亲属所提供的史料,请他们写一点东西。这种具体、切实的工作,比我在这里呼吁有效得多。倘积少成多,很多年后,一定会结出丰硕成果。加强当代文学史“地方文学”史料的抢救性整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本文开篇,我对何谓“全国性文学”“地方性文学”做了一点界定和区分,说得比较笼统,难以严丝合缝,无懈可击。原因是,这不是一篇专门讨论全国性文学和地方性文学关系的论文,暂不需下此功夫。然坦率说来,即使想写这篇文章,也很难真正做好,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限还未确定,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条件尚不存在。当代文学史的认识,还处在不断浮沉、移动的过程之中,虽然表面看,是因为史料建设跟上来,缺乏基础性研究的原因所致。

“地方文学”史料会被认为是“小题目”。“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学问”。近一些年,国外不断涌现“地域研究热”,就是用小题目做大学问的现象,比较有名的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研究的是印尼和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关系,题目相当冷僻。我说的“地方文学”史料的抢救性整理,也是这个意思。比如,陕西、河南、山东等黄河中上游的几个省份,为什么在当代文学史中,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小说家最多,实力最为雄厚?这一现象,也说明地方文学的史料整理,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题目,那里面的水深了。

 

注释:

1 程光炜:《抢救文学史料》,未刊。此文是上学期因疫情,为研究生线上课写的文章。

2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的“本章年表”,叙述的主要是北京、上海的文学事迹和活动,包括文学社团、杂志创办、作家作品发表的情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年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年表统计只是一部分作家作品,还有一些未统计在内。

4 郜元宝、张冉冉:《贾平凹研究资料》“评论文章索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465页。

5 6 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雷、李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171页。

7 8 董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晓雪、李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45页。

9 这部四大卷《当代文学期刊目录》,还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因校对工作进展较慢,正式出版有待时日。

10 这种考虑,一是如果把它们囊括进来,工作量太大;二是地区级和县级文学杂志多没有刊号,算不算正式出版物还得讨论。不过,依我看,只要作品印成铅字,就应算正式发表。当然,不包括1980年代数量更多的自印诗歌杂志。

11 河南大学文学院从任访秋、刘增杰到关爱和、解志熙、沈卫威,再到刘进才、刘涛、武新军、孟庆澍、张松建、李建立,有四代学者长期致力于文学史整理研究工作。

12 最近到京东网上查阅,发现这些作家“文集”的版本很多,有重复版,也有增订版,不一而足。

13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序》(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即使他撰写态度如此认真,仍然被人指出了“百处错误”,可见查找核对杂志工作难度之大。参见沈卫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百处错误概说》,《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15 16 参见樊宇婷《“陕军东征”的知识考古》,《小说评论》2015年第1期。

17 晓雷、李星:《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 江苏师院中文系编《李准传略》,《李准专集》(1979年),第1—5页。这套书是新时期出现较早的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未刊。

19 参见年轻研究者邵部近年来的浩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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