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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玉梨魂》:相思寸寸灰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栾梅健  2021年05月20日08:56

原标题:相思寸寸灰——再论《玉梨魂》的文学史属性

内容提要:《玉梨魂》是民初一部影响广泛的言情小说。其主人公何梦霞与白梨娘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情故事,有的学者认为仍应归于传统封建道德范畴,也有的学者认为已达到个性解放的现代阶段。深究作者徐枕亚当时的创作处境与外在压力,尽管作为原型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逾越了原有底线,然而,小说作品本身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个“近代性”的典型文本。

关键词:徐枕亚;《玉梨魂》;言情小说;近代性

1912年,徐枕亚骈散相间的长篇文言小说《玉梨魂》甫一发表,旋即引起文坛的巨大反响,被誉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1〕对于这部发乎情、止乎礼的旧体小说,“五四”时期,鲁迅、瞿秋白、郑振铎等新文化工作者进行了猛烈抨击。茅盾直称之为“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的陈腐文学。〔2〕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界均采这种“旧套”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玉梨魂》的“近代性”受到学界的关注。例如郭延礼先生认为:“作者主观上也试图将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纳入封建道德的范畴,但在客观上,小说反映了辛亥前后知识青年对恋爱自由的追求和个性意识的觉醒。”〔3〕

同时,还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其“现代性”的特征:“《玉梨魂》跟现代文学的作品比较,主要的差别实际上倒是在形式上的差别,而不是内容上的差别。叙述爱情的痛苦,包括不敢爱的痛苦,其实不但是五四新文学以后的一种主要内容,甚至在当代文学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譬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4〕

到底是属于何种范畴?古典、近代,还是现代?对于《玉梨魂》在文学史上的属性问题,不仅关系到对这部具体作品的理解与评价,同时也影响到人们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褒贬与取舍。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深入探讨。

一个社会的解放程度,主要是视该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地位与解放程度。同理,判断一部重要作品的文学史属性,认真鉴别与衡量其作品中女主人公的言行举止与思想维度,应该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

白梨娘,正是我们研究的最佳切入点。

这是一位身处时代转换大潮中的命运凄惨的女性。小说一开头,就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美丽而薄命的女子形象:“……一女郎在梨树下,缟素练裙,亭亭玉立,不施脂粉,而丰致娟秀,态度幽闲,凌波微步,飘飘欲仙。……观其黛娥双蹙,抚树而哭,泪丝界面,鬟低而纤腰欲折。其声之宛转缠绵,凄清流动,如孤鸾之啼凡,如雏雁之呼群,一时枝上栖禽,尽闻声而惊起。”〔5〕

她本是江南名门白氏之长女,容貌艳丽、能诗善文、才华出众。她既在传统私塾与家庭熏染下,接受了古典的封建道德,养成了文静、贤淑、贞洁的“女德”与品性,然而二十世纪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局,也深刻地影响与雕塑着她的性格。她在赠给何梦霞的照片中,是一张新潮的时尚女子像:“画作女子装,花冠长裙,手西籍一册,风致嫣然。”〔6〕

而在与梦霞第一次约会时所唱的也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名曲——“乃低唱泰西《罗米亚》名剧中‘天呀天呀,放亮光进来,放情人出去’数语,促梦霞行。”〔7〕因而,在她身上,既烙上了传统伦理思想的深深印痕,同时,又是一位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潮的年轻女子。这种新旧杂糅、古今共存、中西兼容的性格特征,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她命运悲剧的根本源头。

十八、九岁时,她应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嫁到无锡蓉湖崔家。本来,这是一段门当户对的美满姻缘。崔家也为书香门第,殷实富户,外有良田数顷,内有婢媪、侍女照应。然而不料,新婚不久,便遭亡夫,抛下她和幼子鹏郎,“结褵八载,永诀八朝。鬼伯驱人,不分皂白。孀雌对影,无奈昏黄。”〔8〕

孀居八年,心如枯井,但无衣食温饱之忧,尚有幼儿鹏郎陪伴,本可如中国传统中节妇烈女般聊度余生。然而,翩翩少年何梦霞的出现,再加上她内心底里就有的西方自由民主之思想,使得她破釜沉舟,进行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命运抗争。

细阅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是白梨娘一步步将何梦霞拖入到这场欲罢不能的旷世之恋当中——第一步,窃取《石头记影事诗》之稿本。

梦霞名场失意,流落蓉湖,课余之时,作诗自娱,本无非份之想。而梨娘既感其对鹏郎敦敦教育之恩,又怜其飘零落魄之状,更有对翩翩佳公子的无比爱慕,竟不避嫌疑,乘梦霞外出时私自进入其居室,携取写满男女情思的诗稿而去,并留下荼蘼花一朵。荼蘼花事最晚,它一凋零,就是夏天了。此时,梨娘二十七岁,已孀寡数年,而梦霞二十一岁,此中寓意,不言自明。

第二步,回信。出于礼貌,更多的则是友情,梦霞给梨娘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云:“……须念美人迟暮,知己难逢。仆也不才,窃动怜才之念;卿乎无命,定多悲命之诗。流水汤汤,淘不尽词人旧恨;彩云朵朵,愿常颁幼妇新辞。”〔9〕在这时,梦霞脑海中则是想做个风雅的诗词酬唱知己。

而梨娘的回信则是:“人海茫茫,春闺寂寂,犹有人念及薄命人,而以锦字一篇,殷殷慰问于凄凉寂寞中耶?此梨影之幸事矣!……但恐一惹情丝,便难解脱,到后来历无穷之困难,受无量之恐怖,增无尽之懊恼,只落得青衫泪涩,红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10〕

从篇幅来看,梨娘的回信是梦霞的一倍,而且直将文辞交往引申到男女“情丝”上来:“此日之心,已如枯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沉?薄命之身,试不欲以重累君子也。”〔11〕貌似悬崖勒马,其实是一副欲拒还迎的样子。

话至此,两人仍可以从此各自收束,形同路人。然而,梨娘并不罢休,而是连续采取了进攻姿态。第三步,伫望。“次日,梦霞自校中归,彳亍而归,远远望见舍后似有人影,倚门闲伫,衣光鬓影,掩映于篱花墙草之间,神情态度,颇似梨娘。比梦霞行至门前,则芳踪已杳。”〔12〕

这一伫一望之间,已足以使梦霞有怦然心动之感。及至回到居室,他又发现了梨娘主动的第四步——献花。“甫入户,突见案上胆瓶中,插有鲜花一枝,迎面若笑,照眼欲眩。异哉!此花何来?是必梨娘所贻矣。梨娘之贻此花也,又何意耶?……一俟鹏郎来,问之,鹏郎曰:‘此及第花也’。”〔13〕

上一朵荼蘼,喻其迟暮;而这一枝及第花,则希望梦霞高中也。这不觉触动了他十年前科举失利的往事,淹滞之感,沦落之悲,一时涌上梦霞心头。这种感动,势必会将梨娘视为知己。第五步,挑逗。这是一次真正大胆的心迹表露,尽管用了隐晦的词语,但是其意思已昭然若揭:“骂煞东风总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痴。偶携短笛花间立,魂断斜阳欲尽时。 情切切,泪丝丝,断肠人写断肠诗。落花有恨随流水,明月无情照素帷。”〔14〕

这首《鹧鸪天?偶感》,是梨娘放花时,压在梦霞的砚盒下的。上一阙说的是多愁善感的梦霞,而下一阙则是表达了自己隐秘的心思。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漫漫长夜,自己独自在素帷中泪涩枕巾。是哀怨,也是期盼。

然而至此,梦霞仍未有与梨娘缔结爱情之想法。此时恰逢好友石痴东赴日本,前程远大,更平添梦霞孤馆寒灯、志士凄凉之感。而这时梨娘的第六步——资助,就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梦霞。她在信中说:“长途资斧,旅居薪水,如虞不恰,愿尽力相助。”这不能不让梦霞由衷地感慨:“相知如石痴,亦从未以一言相慰。而闺中一弱女子,乃能独具怜才之眼,慕通财之义,慧心侠骨,可感可钦。”于是,“因此一念,而两人之情,遂愈觉缠绵固结,不能解脱。”〔15〕

这是他们两人感情升华的转折点。盖经石痴东渡之波折,遂引起两情之动机,乃真成为生死知交。

不过,面对如此沉重的婚姻大事,既无以告父母,也没有托媒人,更兼对象还是孀居数年的寡妇,梦霞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不几日,便愁肠百结,卧病在床。梨娘知他的病,非药所不能疗,于是致信软语宽慰,好言相劝,并赠芳兰两种,以坚其志。病愈后,梨娘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赠影。在那个时代,将自己的照片赠送给异性,不比现在这样的随意,而是带有定情之义。她直白地将爱情托付给梦霞,并希望能结出圆满的果实。

从第一步窃取诗稿,到回信、伫望、献花,再到挑逗、资助,直至最后第七步赠影,梨娘步步主动、大胆热情。而梦霞则是由胆怯、退让、畏惧,终于下定决心:“命薄如侬今若此,情真到尔古应难。青衫红袖同无主,恨不胜销死也拼!”〔16〕对于自己和梨娘“同无主”的身份确认,最后发出“死也拼”的抗争决心。这是梨娘大胆鼓励的结果,也是梦霞为自己争取爱情的真实心声。

这是小说第一章至第九章的主要内容,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两个月左右。

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文学表现来看,白梨娘的这种大胆追求,无疑具有惊世骇俗的现代特征与进步意义。

晚清末年,随着西方新思潮的涌现与民主主义思想的萌生,当时思想舆论界对封建的婚姻与家庭道德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女子世界》、《女界泪》、《克复日报》、《觉民》、《江苏》、《中国女报》、《留日女学生杂志》等报刊,都发表了不少揭露传统旧婚姻的荒谬与残酷的文章,对“寡妇再嫁”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

在一篇署名“震述”的《女子解放问题》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中国传统的婚姻是不平等的礼法制度,充满了不公正性,而真正现代的婚姻应该是:“一则结婚离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二则行一夫一妻之制;三则男女同受教育,男女同入交际场。”〔17〕认为女子再嫁是现代女性应有的权利之一。1907年,《毁家论》的作者认为家庭是女子深受束缚的根源:“自有家而后,人各有私;自有家而后,女子日受男子羁縻;自有家而后,无益有损之琐事,因是丛生……”〔18〕

在这里,作者宣扬女子应该抛弃家庭,不必成为家庭的牺牲者。自然,“寡妇再嫁”根本不存在问题。1909年,谢震在《论可怜之节妇宜立保节会并父兄强青年妇女受节之非议》一文中,直接说出孀妇是否再嫁应由本人决定的观点:“譬如一家,其子早丧,妇人孀居,或妇之父母怜其女之青年而欲再嫁之,而翁姑不愿妇之守节,而其父母则曰吾门无二夫之女。拘俗缓例,视为固然。于是夜半啜泣,形影相吊,其懦者忧郁痨疾以至于死,其黠者则情不胜欲,墙茨莫扫,无可言矣。吁!人必有人生幸福,然后随之以礼节。”〔19〕

该文呼吁全社会应尊重寡妇的权利,并主张寡妇“慎勿勉强守节”,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相较于思想舆论界的大声疾呼,文学创作的表现则似乎保守与落后很多。晚清小说,对此只有零星的反映;民初作品较多,但往往也是僵化、封建的老调。

1909年,包天笑的短篇小说《一缕麻》,是晚清难得的一篇以寡妇为题材的作品,然而,他似乎有意在向读者展示一位孀居妇人甘于守寡的心路历程。“某女士”风姿殊绝,丽若天人,自小就由父母之命许配给了丑陋痴呆的“某氏子”。该女年岁既长,也风闻所配郎君为一痴呆之人,心中郁郁不乐,而其时,恰好一邻家少年与她十分相投。嫁到夫家后,她“侧身向里床睡”,根本不理睬痴郎。

然而,有一天,她忽然得了当时令人胆惊的白喉病,妪婢们因为害怕传染,纷纷躲避,而这时,“痴郎仍不避”,凡汤药所需,均亲自料理。不久,痴郎染疾而亡,“某女士”则渐渐康复。经此事,她对痴郎的厌薄之心烟消云散,而当年那位邻家少年见她孀居,几次三番写信求续良缘,她的态度则是:“未亡人心如枯井,一切不复置念”。从此,她一心守寡,“至今传某女士之贞洁,比之金石冰雪云”。〔20〕正是典型的封建道德。

1916年,李定夷的中篇小说《廿年苦节记》的发表,被誉为当时节烈小说的代表,曾经受到北洋政府的褒奖。女主人公汤书岩在嫁给民政司的一位公子后,仅仅一月,丈夫便染急病亡故。她本想自杀殉夫,然而想到家中老人无人尽孝,于是勉强活了下来。她侍候家翁,照顾祖姑,扶养小姑,守节十七年,从未变心。待到老人去世、小姑出嫁时,她觉得使命已尽,于是从容服毒而亡。

作者在“弁言”中说:“晚近数十年间,欧风美雨侵入华夏。自由之说行,重婚不为羞;平等之说行,伦常可泯灭。”“当此人心陷溺,风俗浇漓之世,而得此节孝兼全之烈妇,苦守二十年,始终不渝,鲁殿灵光,于今重见,余为之距跃三百。是不尽吾国仕女,当奉为规范,即彼崇自由平等之碧眼儿,闻之也当肃然起敬也。”〔21〕这可谓是鼓吹封建节烈思想的教科书。

在民初,周瘦鹃是探讨寡妇问题较多的一位作家。不过,他的思想较为芜杂。在《此恨绵绵无绝期》中,丈夫在战争中身负重伤,临终前,他劝妻子嫁给好友洪秋塘:“惟余死后,汝便成寡鹄,荦荦安托?秋塘至可托,汝其委身事之,无须为予守节。”妻子纫芳且泣且曰:“阿郎休矣!侬身为陈家人,死作陈家鬼也……”〔22〕决无再嫁之心。

而在那篇《恨不相逢未嫁时》中,丈夫早亡,独自守寡多年,期间又曾遇多情公子,然而,她始终不让心底生出微澜,牢牢恪守着所谓传统的妇德。同样的情况在《阿郎安在》、《画里真真》中也有表现。前者通篇是一位新寡的少妇对亡夫的心理独白,最后为他殉情而死;后者是大家闺秀的女公子林宛若,感念为她相思而亡的秦云,矢志终身不嫁。总起来看,周瘦鹃在民初为数较多的这类题材中,大都宣传的是从一而终的保守思想,并无进步的革新意义。不过,在少数的作品中,也还流露了些怀疑与动摇的眼光。

例如《十年守寡》一篇。王夫人的丈夫在湖北铁矿工作时,因炸药爆破失去了性命。她本想坚贞自守,不过,“苦守了十年,到底战不过情天欲海,只索向情天欲海竖起了降幡,追波逐浪的飘去了。不上一年,就生下个小娃娃来……”小说最后,作者对于这位失节之妇,不免发出了感慨:“王夫人的失节,可是王夫人的罪么?我说不是王夫人的罪,是旧社会喜欢管闲事的罪,是旧格言‘一女不事二夫’的罪。王夫人给那铜罗铁网缚着,偶然被情线牵惹,就把她牵出来了。我可怜见王夫人,便蘸着眼泪做这一篇可怜文字,然而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又免不了要受爱管闲事的罪名呢!”〔23〕

在这里,周瘦鹃并没有能从古典与现代巨大的社会转型中去探讨传统节烈观念的时代变迁,而是从朴素的人性、人道角度指出了封建社会中“一女不事二夫”的残忍,以为自己的小说可能要承担“爱管闲事的罪名”。

总起来看,在晚清到民初这十余年间,尽管有周瘦鹃的《十年守寡》这样微弱的对封建节烈主义的怀疑与抗争,但大致看来,还主要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24〕也就是说,对于民主、共和新政体,他们持积极拥护的态度,而对于传统伦理、婚姻观念则是倾向于认同与保守。这明显与晚清思想舆论界对节烈问题的讨论与主张有着巨大的差距。

如此看来,《玉梨魂》中第一至第九章的内容,就显得不同凡响与石破天惊。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发表名文《我之节烈观》,对封建的传统道德与节烈观念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抨击。“据时下道德家的意思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没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他发聋振聩地疾呼,用二十世纪的眼光看来,节烈一不道德,二不平等,是封建被压迫女子的沉重枷锁,“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己,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25〕

这是醒过来的“五四”人之子的声音。沿着这种全新的节烈观念,鲁迅先生创作了《祝福》和《明天》等小说,继续声讨传统节烈观念的罪恶。《祝福》中祥林嫂因其再醮重寡的身份,在鲁镇被视为不祥之物,被推到了生活的绝境;《明天》中的寡妇单四嫂子在失去自己儿子之后天塌地陷般的痛苦,正是传统观念强加给她的巨大心理负担。鲁迅先生翻开了中国现代节烈观念的新篇章。

比较而言,白梨娘在《玉梨魂》第一章至第九章的表现,处处主动,大胆追求,与何梦霞一起决意冲破罗网,萌生出“恨不胜销死也拼”的抗争勇气,已经远远超出了包天笑、李定夷、周瘦鹃等人在该题材领域所显示出的时代高度,大致接近于“五四”时期的勇猛斗士鲁迅先生了。

我们觉得,徐枕亚在《玉梨魂》前半部中的描写已经具有了中国文学中关于节烈题材创作的“现代性”属性,与晚清思想舆论界中的《中国女报》、《觉民》等报刊时论采取了同一步调,站到了当时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高度。

然而,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作者在已经到达的“现代性”面前嘎然而止,迅速向传统、保守靠拢,从而,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文学史属性出现了新的变化。

故事情节自第十章起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正当两人定交、情酣之时,何梦霞退却了。他辗转床头,愁云笼罩,为自己这两个月的孟浪深深自责。深情欲碎,而好梦难圆。他觉得梨娘固非荡妇,而自己亦非轻薄儿,发乎情,不能不止乎礼。于是,他提笔给梨娘作绝情之书信,认为惟有运慧剑以斩断情丝,持毅力以抑制痴念。

“吾辈用情,只能用之于可用之地,不能用之于不可用之地。于不可用之地,而必欲用其情,贸贸焉挺身入情关,为背城借一之计,其始也则如佛经所云,恐怖颠倒,梦想究竟,受尽万种凄凉,尝遍一切苦恼,而终不能美满之效果,徒剩此离奇惝恍之事迹,长留缺陷于天地间,博后人无穷之涕泪而已。”这一转变如此突然,令作者徐枕亚竟难得地也从小说中站了出来发出议论:“记者渉笔至此,未尝不感梦霞之多情,又未尝不深怪梦霞之无情。推其心殆必欲将可怜可爱之梨娘置之死地而后生,此情而入痴,痴而流于毒者也。”〔26〕

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何梦霞会在此时做出如此绝情之举?这不仅将“可怜可爱之梨娘置之死地”,而且也将这部小说由“现代”而拉回到“近代”,甚至“古代”?

以往研究者均将小说中的“绝情”描写,解释为在民初乍暖还寒的社会风气中传统伦理道德的巨大影响。“从当时的环境而言,他恐怕是出于一种应付外界压力的‘需要’。他的小说在‘发乎情’方面已经写到了极限,他一定要在‘止乎礼’方面取得一种平衡,才能使他的书公之于世。”〔27〕应该说,这是一个想当重要的原因。

不过,我们认为除了“当时的环境”这一外在因素之外,作者徐枕亚还有着自己个人的内在方面的原因。

徐枕亚出身于江苏常熟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早年受传统文化熏染,后受时代风潮影响,入虞南师范学校学习,接受西式教育。他加入南社,自诩为进步青年,因而,不是一个严格遵守封建旧道德的顽固者。据文史专家何振球《鸳鸯蝴蝶派奠基作家徐枕亚》一文中介绍,《玉梨魂》的故事情节许多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

1909年,他赴无锡西仓镇小学任教,班上一位学生蔡如松很受他的喜欢,而蔡的母亲陈佩芬则是一位年轻寡妇,由此徐、陈俩人产生恋情。后因封建礼教的束缚,陈佩芬将她的侄女蔡蕊珠介绍给了徐枕亚。〔28〕这与《玉梨魂》小说中的故事大体类似。

不过,后来的材料发现,还证明了徐枕亚与陈佩芬的关系并不仅仅于此。时萌在《〈玉梨魂〉真相大白》一文中披露,他从一徐姓藏家处发现了徐枕亚与年轻寡妇陈佩芬的往来书札唱和诗词九十三页,确认了徐、陈俩人的交往程度。陈曾与徐讨论到了婚嫁:“嗟嗟一刻,鸳鸯还散,命也命也。我誓不肯负君,从今气愤而死,永不负君,究竟如何?欲结婚,速札子平,万事有我在不妨。若逃弃却,一死追逐,自可选决。”

信中所云“子平”,乃蔡氏族叔(小说中之石痴,即子平也),年龄与枕亚相仿,与之私宜甚笃,其时正留学东瀛,可见陈佩芬的举动勇猛与徐枕亚的犹豫不决。他们也曾“逾礼”。陈在信中说:“君情既若此,我何忍乎……我处早已妥排,老姑小女宿外处,夜则无人在内,惟一主一婢。若蒙文星光临,我门户不扃。”还说:“君必欲相见,不难。假日开后门,我可到你处。”〔29〕此外,信函中还涉及俩人帷秘之事,足见其已超出“发乎情止乎礼”的地步。

为什么作者在《玉梨魂》中不能如现实中曾经发生过的那样追求婚姻、逾乎礼义?现实中,徐、陈俩人控制不住情天欲海,而在小说中却为什么畏首畏脑、悬崖勒马?我们觉得,这应该与作者当时特定的个人环境相关。

《玉梨魂》创作于1912年。此前,1910年,徐枕亚与蔡蕊珠结婚。但是,他与陈佩芬的孽缘仍然未了,常熟与无锡之间,他们也时有唔面的机会。更与小说中不同的是,徐枕亚与蔡蕊珠结婚后非常恩爱,后来,蔡病逝,他曾写《悼亡诗》百首,情真意切,发表于报刊,以致使晚清末代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刘沅颖为之感动,非要嫁给徐枕亚。〔30〕

这就使我们明白:徐枕亚在创作时,一定要把他与陈佩芬的情事隐藏起来、包裹起来。他既不能让“奸情”暴露,使人们对陈佩芬猜测纷纷,也不能因为以前的“前科”而影响到他现在与蔡蕊珠的幸福生活。他只能如此处理,让这个本可比肩司马、文君的干柴烈火般的寡妇恋情迅速冷却下来,回到礼义上来,回到传统道德上来。客观地说,这种因素可能应该比“当时的环境”这一社会氛围更为重要一些。

1924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将《玉梨魂》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同年,上海民兴社也将《玉梨魂》改编成戏剧,盛况空前。此时,陈佩芬已去世四年,徐枕亚百感交集,作《情天劫后诗》六首,其中有诗云:

不是著书空造孽,误人误己自疑猜。

忽然再见如花影,泪眼双枯不敢开。

我生常戴奈何天,死别悠悠已四年。

毕竟殉情浑说谎,只今无人慰重泉。〔31〕

此处“误人误己”、“空造孽”之句,当是对《玉梨魂》发表后对陈佩芬造成的流言伤害进行的忏悔,而“毕竟殉情浑说谎”之句,则是对当时创作时编造、虚构所作的说明。

一部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压迫之下而创作与定型了。细心的读者应该会发现,在前九章中多情、浪漫、善感的何梦霞,在后二十章中变得拘谨、窝囊、陈腐,令人生厌。而那位梨花接木的筠倩,由一位热情活泼、自由时尚的现代女郎,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郁郁寡欢、凄惨离世。且不说何梦霞与崔筠倩俩人本就才貌相当、门第般配,就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她的人物性格也不可能经历如此巨大的变化。

这自然是作者预设的观念使然。性格矛盾、割裂得最厉害的,是白梨娘。在后二十章中,她一方做着种种“止乎礼”的行动,同时另一方面她对爱情的渴望、追求与失望,也在不经意间时时流出。为了使何梦霞免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何曾发誓非她不娶),她一手操纵了何与筠倩的婚姻;而当她发现何不能从她身上离情别恋时,她则以死殉情。这是一个为了保住何梦霞名节而甘于牺牲自己一切的善良女性。

然而,当她在理智地进行这些活动时,她内心底里潜藏着对梦霞的失望与对命运的抗争,也忽隐忽现。当她接到何梦霞的绝情信时,“……阅未竟,颜色惨变,一阵剧痛,猛刺心头,不觉眼前昏黑,忽忽若迷。喘丝缕缕,若断若续,波泪盈盈,忽开忽闭,身不动而手微颤,如是者良久。”〔32〕

这致命一击,使她身临绝境。而在慢慢缓过来后,理性让她在为成全梦霞的名节而操劳,夜深人静时则是长吁短叹:“西风吹冷潭,团扇尚徘徊。寂寞黄花晚,秋深一蝶来。玉钩上新月,照见暗墙苔。为恐缸花笑,相思寸寸灰。”〔33〕团扇、黄花、深秋、墙苔,都是“未亡人”的伤心语汇。她本指望出现奇迹,“玉钩上新月”,重新找到自己理想的爱情,然而,遇见的却是情场逃兵,也只能是“相思寸寸灰”了。

最后,在临终遗笔中,也忍不住发出了些微的抗争:“此事为余一生之污点,实亦前世之孽根,余虽至死,并无悔心……然余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之中所以处余者,乃若是其惨也!”〔34〕

这是对剥夺了她重新追求婚姻自由的封建礼教的抗争,自然,也隐隐有着对何梦霞的失望之情。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您不无跟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35〕这是恩格斯对未来的理想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要求与愿景。同样,在清末民初,尽管有着新潮的思想舆论界对现代婚姻伦理道德的呼喊,不过,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这种表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节烈小说尚未完全出现。

在《玉梨魂》中,小说前九章显露出崭新的气象,然而在后面的章节中,又使这种气象暗淡无光。这是一部前后风格不统一的文学杰作。它达到了当时创作者所能达到的高度。它对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叙写,远远超出于它同时代的作家。

不过,内、外两个方面的双重压力,也迫使徐枕亚采取了妥协的姿态,使得他对封建礼教的冲击与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挑战,未竟全功。这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真正现代性的节烈小说的诞生,其实是到了“五四”,到了鲁迅先生那里。

注释:

〔1〕这种观点见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一文。该文收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第2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2〕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原刊《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出版。

〔3〕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第34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4〕章培恒:《传统与现代:且说〈玉梨魂〉》。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5〕徐枕亚:《玉梨魂》,见栾梅健编《海上百家文库?徐枕亚 吴双热》(28卷),第1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下面出处相同。

〔6〕〔7〕〔8〕〔9〕〔10〕〔11〕〔12〕〔13〕〔14〕〔15〕〔16〕〔26〕〔32〕〔33〕〔34〕《玉梨魂》第60页、第109页、第21页、第28页、第31-32页、第32页、第33页、第34页、第34页、第42-43页、第60页、第65页、第70页、第114页、第155-156页。

〔17〕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961页。三联书店1960年4月出版。

〔18〕汉一:《毁家论》,载1907年4月《天义报》(东京)。

〔19〕该文载《中国女报》(上海)1909年第2期。

〔20〕以上引文均见《一缕麻》,原载《小说时报》第2期,1909年11月出版。

〔21〕李定夷:《廿年苦节记》,载1916年《小说新报》第2卷第1期。

〔22〕《礼拜六》第16期。

〔23〕《礼拜六》第112期。

〔24〕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91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出版。

〔25〕《鲁迅全集》第1卷,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27〕范伯群:《填平雅俗鸿沟——范伯群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1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28〕该文见《常熟文史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

〔29〕《苏州杂志》1997年第1期,第55-57页。

〔30〕杰克:《状元女婿徐枕亚》,载《万象》(香港)第1期,第43页,1975年7月出版。

〔31〕栾梅健编《哀情巨子——鸳蝴派开山祖——徐枕亚》第252页,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35〕马列文论百题编委会:《马列文论百题》第21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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